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: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

  樊锦诗在介绍敦煌壁画。

  樊锦诗在介绍敦煌壁画。

  8月19日下午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莫高窟,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和研究、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情况。在敦煌研究院,总书记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,并同有关专家、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。现场其中一位向总书记介绍情况的正是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的樊锦诗。

  这位守护这里的女儿,现在已是一位79岁的老人。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,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。

  让我们与“敦煌女儿”一起,共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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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初遇敦煌,“目的不纯”

  樊锦诗曾说,“我给自己算了次命,我的命就在敦煌。”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。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,虽然不长,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,不仅让她对敦煌、考古产生了兴趣,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。

  由着喜好,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。1962年,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。

  樊锦诗坦言,选择去敦煌,可以说是“目的不纯”。在物资匮乏、交通不便的年代,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。

  在那里,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,琳琅满目、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,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。

  然而,对于生在北京、长在上海的她来说,现实的条件同样“震撼”:住土房、吃杂粮,没有水、不通电,卫生设备匮乏。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、营养不良,只得提前结束实习。

  “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,这是真话。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,我就说那个。”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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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见敦煌,机缘巧合

  世事难料,到毕业分配时,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,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。

  出于心疼女儿,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,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。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。

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,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,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,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。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。

  樊锦诗正是如此,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,会服从毕业分配,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,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。

  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: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,就把她调回来,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。等真正结婚的时候,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,然而却事与愿违,因为恰恰赶上了“文革”。

  1967年,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,一个在敦煌研究院,一个在武汉大学,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。

  说起爱人,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,“如果爱人不支持,我早就离开了,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、不要孩子。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,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,但是他没有这么说,我就变得越来越‘放肆’了。”这样好脾气的男人,用樊锦诗的话来说,是“打着灯笼也难找”的。

  除了爱人的支持,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、第二任院长段文杰,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,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,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。他们能做到,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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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扎根敦煌,无怨无悔

  真正的报效祖国,不是空喊口号,是用信念坚守承诺,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。

  “文革”,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,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,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,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。但令人欣慰的是,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,在“文革”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,即一定要保住敦煌!

  “文革”中,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,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;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,由于无暇照看,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。直到1986年,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,调至敦煌研究院,分处河北、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才终于团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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