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“辛巴”做“邻居” 与蚂蚁斗智斗勇

  在非洲工作时的刘桂兰(左)。

  在非洲工作时的刘桂兰(左)。

  刚刚回国时的刘桂兰。

  刚刚回国时的刘桂兰。

  刘桂兰近照。

  刘桂兰近照。

  文 杨鹏 图由受访者提供

  在我们大连的中山区,住着这样一位老人,她叫刘桂兰,今年80岁,退休前是一位药剂师。她人生中的一段经历,我们曾经在央视的纪录片里感受过——中国援建非洲坦赞铁路。

  记者怀着无比的敬意采访了刘桂兰老人,听她讲述那段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非凡往事。

  1970年

  两个孩子的妈妈

  要去非洲

  刘桂兰与老伴王乐亭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同学,她是学药剂专业的。毕业后,被分配到大连铁路医院工作。

  1970年,一项特殊的任务降临到了刘桂兰的身上,“到非洲去,援建坦赞铁路。”这样一项特殊任务怎么会到大连抽调人员呢?

  原来,援建坦赞铁路的医疗保障任务主要是由铁道部下属的北京、南京两个医院承担,缺口则从其他单位抽调,药剂师就抽调到了业务能力强,政治素养好的刘桂兰身上了。

  这时,刘桂兰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一子一女,“小女儿三岁,爱人老王当时负责医学院的学生工作,非常忙。我这要是一去非洲,他们爷三怎么办?但是,任务下来,就得走。简单安排一下,就启程赶往广州集合。”刘桂兰回忆往事,叙事风格简洁干脆,能够感觉出她那一代人对于集体,对于奉献,对于祖国,由衷的心甘情愿。

  远渡重洋的20天

  到达广州,应该是在11月了,培训地就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馆的旁边。

  培训间隙,刘桂兰特别到了广州的珠江边拍了一张照片留做纪念,照片中的她留着短发,干部装,白白的肤色。

  “从广州到非洲,是坐轮船去的,记得整整20天。直到现在还深深记得。当船走到马六甲海峡时,变得不安全起来了,那时候就有海盗,幸亏我们船上不仅有医生大夫,还有工人,有些工人是退伍军人,他们就组织起来保护船只安全。我们船上装载货物,援外材料等等,一旦被抢损失严重。好在,有惊无险,轮船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印度洋。”刘桂兰说,本来以为没有了海盗,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,人却放躺下了,“印度洋正值季风季,浪大风大,晕船厉害,每天只能躺在船舱里吐。”

  就是这样,漂洋过海,刘桂兰和同伴们到达了非洲大陆,在坦桑尼亚港口上岸,走进非洲。

  与“辛巴”近在咫尺

  援建坦赞铁路项目都是按各工种配搭,配套分配到五大区段,刘桂兰作为医疗队的一员被分配到了第二区段。“那一区段,技术难度大,沼泽多,需要搭建的桥梁多。”刘桂英随工程队就在工地附近驻营,她回忆说,“坦赞铁路施工难度很大,意大利英国都曾经去勘察过。当时我们国家就说,非洲兄弟是我们的朋友,每个中国家庭少吃一顿饺子,也要把坦赞铁路建成。坦赞铁路全长1800多公里,历时5年多的修建,我们有很多工人牺牲在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工地,为了这样一条友谊之路。”

  那时的坦赞两国,虽然刚刚独立不久,经济不发达,除了首都和部分城市,其余地方都是原野。他们地处热带,气候炎热,一年分干季和雨季。“水果特别多,饿了可以上树摘,饿不着。居民们就住在简单的棚子里面,席地而睡,我们过去了教他们搭建房子,教他们睡床。慢慢地就和当地人熟了起来,他们的孩子生病,也会抱来工地医务所,平时送医送药。”

  非洲狮子多,刘桂兰说,他们叫辛巴,“辛巴特别多,工地不远处就有一群辛巴,我们有时候把没有肉的骨头扔给他们,互相之间还算和平相处,有过一两次惊魂,但都被雇佣的当地人吼走了。再有就是蚂蚁特别多,特别大。当地居民做饭,就会用三个蚂蚁窝架起一个小锅煮玉米糊糊吃,介于我们的粥和干饭之间吧。我们发的袜子抵不住蚂蚁蚊子的叮咬,要用当地出产的一种厚麻布做成长筒的袜子,膝盖以下都得护住才行。”

  “我不要黑妈妈”

  在非洲的几年时间里,最盼望的是一个月一次的家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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