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册记载八旬老人幸福70年

  文 本报记者徐瑾

  图 本报记者高强翻拍自老照片

  87岁的邵祥源和81岁的李玉英,住在迎客广场干休所一栋居民楼的一楼。我按约定时间来采访,见到李玉英老人早早等在大门口——“怕你找不到路。”老人身材瘦小,面容和善,一直慈祥地笑着。

  而87岁的邵老身体硬朗,因为没有手机,我跟他预约采访时还闹了岔子。把电话打到他家中时,才得知老人出门去报社找我了,还拿着大大一本相册——“没事儿,反正门口就有直达公交车,我溜达溜达强身健体。”他大手一挥,爽快地笑着,能看出多年部队生活塑造出的豪爽性格。

  两位老人一个童年跟着妈妈在上海弄堂里摆地摊、做学徒,后来参加志愿军,抗美援朝;一个出生在长春,幼年父母双亡,模糊而悲惨的童年记忆里,一直在挨打、逃跑和讨饭中度过……采访过程中,李玉英老人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听老伴叙述,只有在最后,才缓缓讲起自己那些记忆不甚清晰却凄苦的童年……作为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,我忍不住地想,那个失去父母的她,那个被送到别人家里挨打的她,那个在大街上孤身一人的她,恐怕和我女儿一样大吧……穿越了70多年的时光,那个在长春城里绝望奔跑的小女孩,让人心疼。

  “新中国才让我有了新生。”这是李玉英老人说的最响亮的一句话。

  当然,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,才让他和她的命运,有了交集,并开启了幸福美满的一生。

  他的童年:年幼丧父,在弄堂里摆地摊,在南京东路做学徒

  1932年,邵祥源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家庭,上边有姐姐哥哥,下边还有一个弟弟。父亲每日辛苦做工,母亲负责照顾家里,勉强维持一家人温饱。生活的变故发生在1940年,父亲因为肺病去世,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妈妈一个人的肩上。

  “那时我大姐才13岁,弟弟只有6岁,虽然有外婆接济,可母亲一个人实在养不活我们,无奈把大姐和弟弟送到宁波乡下的亲戚家里,总还能有一口饭吃。”因为生活所迫,11岁的哥哥去了汽修厂做学徒,即使挨打受累,总算有人管吃住。8岁的邵祥源则中断了2年级的学业,跟着妈妈在弄堂口摆地摊。“无非卖一些毛巾袜子之类,勉强糊口。”邵老说,童年的记忆里,妈妈就蹲在家里一只小小的煤油炉旁煮饭,而每日的餐饭一成不变——都是咸菜和粥。

  人人都说上海是个繁华的大都市,但作为上海原住民,邵祥源说弄堂里都是穷苦人,小时候一张照片都没有,甚至连个苹果都没有机会见到。第一次见到卖苹果的,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军在沈阳。“冰天雪地看到有人卖苹果,还放在草绳编的筐子里防冻,我觉得好稀奇。”

  1945年日本投降,妈妈送他到马路对面的江东小学读书。小学只读了一年,就来到上海浦东的洋泾中学。半年后,家里的情况实在困难,妈妈只得把他也送去做学徒,就在南京东路的乐源昌铜锡号。“那时学徒的合约都是一签三年半,头三年叫学徒,最后半年叫谢师,都是没有工钱的。”邵老说,那时每天早上4点起床干活,一直干到晚上9点到10点,做学徒挨打是家常便饭。

  她的童年:一切都是模糊的,父母双亡,哥哥背着我去别人家……

  与老伴相比,李玉英老人的童年记忆,更多伴随着孤苦无依又未知的恐惧。“我不知道家在哪里、姓什么,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样子,甚至连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,都是后来根据属相推算的……”李玉英说,她只知道小名叫“小cang儿”,但不知道是哪个字。她还记得属虎,后来推算,她是1938年出生的。

  她脑海中最初的记忆,就是妈妈和爸爸的相继离世。“具体我不记得了,只记得他们都生病躺在炕上,妈妈是天擦黑时咽气的,爸爸是第二天天亮过世的。”在那个至亲离去的日子,李玉英甚至不记得有没有哭,也不记得爸爸妈妈有没有对自己说什么。此后,记忆中残存的场景,就是哥哥背着她一直走……“我好像有一个哥哥,还有一个姐姐,他们的样貌名字我都不记得,只记得哥哥背我走了很远的路,是农村的那种土路,然后到了一所干净的小房子。”哥哥把她交给了这家人就离开了。“他们家很干净,印象里到处都是白色的,我只睡了一夜,尿了炕,第二天他们就用鸡毛掸子打我……”李玉英说,他们下手很重,自己挨不过打,偷偷跑了。

  不知道跑到了哪里,记忆中第三个场景是一个女人把她带回了家。“她姓王,一个人住。不记得我跟她在一起住了多久,但也经常因为做错事挨打。”印象中最深的一次,是那个女人让她买雪花膏,给了她一个用剩下的盒子,让她照着样子买。“路上我忍不住把盒子打开,偷偷挖了一点尝尝。”小小的她惊奇地发现,雪花膏是甜的。那晚,她没买到雪花膏,回家后又挨了一顿揍。“她用藤条打人,比鸡毛掸子还要疼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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